当我们将人与我锁定在人我对称的意蕴里时，自知与知人就成为人我道德伦理关系的必要前提，即人们常说的认识自己与认识他人。
首先，自知与知人是困难的。在古希腊的神话中，记载着一个关于人类认识自己的故事：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的女妖，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，向过路的人进出一个谜语：“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，中午用两条腿走路，晚上用三条腿走路？”路人猜不中者就会被她吃掉，无数人因此而丧生。最后流浪到此的俄狄浦斯破了谜，指出谜底就是人。斯芬克斯因羞愧投崖而死。这个以人为谜底的谜语，就是被认为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。尔后，这个谜被凝聚成“认识你自己”———成为镌刻在德尔斐神庙中的古老箴言。的确，这个神话给人类提出的问题和启示是极为深刻而永恒的。柏拉图更直接地发挥，让我们知道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，但我们却最难认识自己。当然这个“自己”既包括“我”，也包括“人”。“人”是什么？“我”是谁？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在不停地探究，对于探究者来说，这个答案忽明忽隐，正如奥古斯丁在回答时间是什么时说的：假如没人问我，我知道时间是什么。假如有人追问起我来，我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。难怪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中曾这样喟叹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究竟是什么？我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样的？生命真是变化多端，形形色色，浩无涯际……”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都经历一个从对人的本体性认识到价值性认识的过程，都探索过人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的问题。有学者指出，在近四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，由于种种原因“人不见了”，于是人类一直不懈地进行“找人”运动。
在西方，突破中世纪神学的禁锢，通过文艺复兴运动，找到了“感性的个人”；突破农业经济的籓篱，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，找到了“经济人”；突破大机器时代的局限，经过科技的迅速发展，找到了“单面相的人”。虽然每一次找人，都向丰富的深刻性之向度推进一步，但仍未找到真正的人。于是，教育逐渐成为传授知识学问、训练培养专精技术的场所，充其量是培养失去生命温度且未受过教育的专家。显然教育作为成人化的过程，其本质被淹没了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人被普遍地看作是关系的产物，伦理关系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体现，故人的道德性具有至上的意义，所以先秦儒学直接把教育目标等同于德育目标。在这种传统下，人生观一直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，道德教育就是教人确立正确的关于人生目的、态度、价值、理想等人生观念，使人成为善人、好人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人生教育是融于道德教育之中，而且就是道德教育，道德性是人生首要的、本质的、高尚的特性。显然，这种传统，一方面深刻揭示了人性之本质特征，另一方面，当把道德看作是与人相对应的关系，并高于人的时候，亦把人降为道德的工具。
认识自我之所以困难，是因为与人认识客观的物质世界不同，人对自己、对他人的认识，都是以“能动的主体”为对象的。正因为认识对象是“能动的主体”，使认识的确定性、权威性无疑容易遭遇打击。这具体表现为：其一，每一个“人”或“我”都存在于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。人我既是生物的，又是社会的，生物意义的“自我”有不同的遗传基因和变异。对于自我来说，它具有一定的不可改变性，不以自我为意志地、作为其存在的前提；社会意义上的自我是时代的，制度的，文化的，发展等的产物。人我既是内在的，又是外在的。其内在性在于每一个人我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可替代性；其外在性在于人我总与一定时代、民族、文化相联系，故有抹不去的历史共鸣。其二，每一个人我都有判断的主观性，即受别人的情感、情绪、理性与非理性的干扰。俗话说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就典型地表达了人在判断事物中的主观性作用。以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经验，亦不乏同样的指征。对于“我是谁”的回答，当人处在不同心境的时候，答案是不同的，甚至是对立的。在人我的自我认识与相互认识中，常常是将现实的、理想的、可能的、希望的、偏见的、幻想的等交织在一起的。也许因为如此，佛家才会将“我是谁”的问题看作是无常的，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断言：“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，光明与黑暗，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，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。”人我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复合物。
其次，自知与知人是可能的。基于人我的内涵分析，我们知道，人我是具有差异性的相同的族类，如前所述，这种“差异性”给人类的自知与知人带来极大的困难。但人我又是“相同的族类”，这种“相同性”又使人类的自知与知人成为可能。那么，“相同的族类”同在何处？
一是人性的自然本能与社会本能的统一性使人类整体地、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性。恩格斯指出：“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，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，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。”正是人类在改造外部自然的同时改造了自身的自然，人类通过生产实践、生活实践的活动使自身自然的本性越来越人性化。有学者指出，人性包含三种属性，即自然属性、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。换言之，这三种属性既是人我共有的属性，也是人我相通的基础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。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，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”。
二是人类作为社会交往的主体，人我在交往关系中是互为主客体的。这种相易性、相互性就使得人我的彼此认识、彼此沟通获得实现的可能。对此，中国古贤有朴素并深刻的认识。在中国传统中，人或我都是人际关系中所显现的中心点，人我是依附某种群体及其关系而存在的。事实上，整个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想都是建构在人我相关的理想上的，孔孟不仅依此推出其全部的道德原则、规范及其实现的方式、途径，而且提出了“能近取譬，推己及人”的方法论。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“将心比心”之人际原则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方法论的实践价值。
因此，自知与知人虽然困难，但却是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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